从“张文宏数据挨骂”案例，看调研实战之“四大误区”

这是一个令人煎熬的寒冬，“身边大多数人都有症状”成为共识。这种情况下，大伙儿对于“共存说法”的质疑，无可厚非。

有一篇“近水黑木”先生的文章引起了阵阵骚动，被包括“不饶先生”、“司马北”在内的人士当作证据，轮番抨击张文宏及其科研团队。其中，这两个数据令人揪心而愤怒，“上海市核酸检测阳性总数的98%无症状；奥秘克戎的轻症感染者，有发烧症状的只占4%。”对于这样的数据如何采集、换算、出台，网上众说纷纭。

但是，作为一个亲历了“上海七十天封控和当下病毒威胁而很不爽”的上海市民，与广大网友确有同感，也想把这“两个数据的始作俑者”骂个狗血喷头，揍个酣畅淋漓。如果确是张文宏及其团队，那么，他们活该挨骂，受之不愧！

但是，作为一个资深调研者、公文写作者及调研写作授课老师，我不禁要问：“这个两个数据的始作俑者”真是张文宏及其团队吗？万一不是呢？退一步讲，即便是的，就应该找他们算账吗？应该一棍子打死他们吗？

毛主席说，我们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一切问题都要讲求科学，尊重事实。从专业调研项目实施的角度，我确立四个维度，分析“这两个数据的关联因素及其影响”，以此为案例，解读课题调研项目实施中的“四大误区”。

第一，从项目范围看，张文宏团队的论文写着：样本采自“早期非重症奥秘克戎感染者”。说直白点，即“方舱隔离者”，换一种说法，医院重点治疗的那群感染者。

另一个数据呢？“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并非“所有确诊病例”，更不是“全体重症患者”。取样范围不是一个概念，应该界定清楚。

关键问题在于，多少人核酸异常，多少人无症状，多少人重症，是整个上海市政系统、医疗系统、救助系统共同采集的，是大数据系统储存的，张文宏团队只是做了个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

上海有全国最先进的数据储存系统，六十多万人感染带来海量的数据资源，造假的必要性、可靠性何在呢？

因此，对采样对象，不能“指鹿为马”。

第二，从时间跨度看，张文宏团队的数据出台是6月30日，也就是上海解封后不久且感染率依然很高的时候。

上海封控是在4月1日到5月底，局部地区封控到6月甚至7月，这期间，全国春暖花开，上海从气温十几度快速升到三十度以上，这个过程，正是病毒“遭遇热潮”而攻击力衰退的时段；到了六月份，我们都已热成狗了，病毒也热成“狗虱子”了吧！

但是当下呢？天寒地冻，冷风萧瑟，流感高发季，正是病毒最爽快最疯狂的时候。

而且，越往北方越寒冷，病毒的攻击力越强悍，比如京津冀和东北地区，而南方各地的无症状比例就高出很多。

一个遇热疲软的敌人，一个战力爆棚的敌人，哪一个更能带来“刀片嗓、水泥鼻、咳出肺、火烧体”呢？

因此，对核心要素动态，不能“似是而非”。

第三，从调研客体来看，到上海疫情封控之前的3月底，上海超过万人全程接种，60岁以上老人接种率超过64%，绝大多数市民在年底打了加强针，也就是第三针疫苗。

这个实情延伸出一个问题：随着时间推移，疫苗的有效期在六个月左右，最多持续九个月，也就是说，在张文宏团队的采样提取时段，就是上海疫情高发时段，前期疫苗依然有效。

但当下呢？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加强针生成的抗体已大幅衰减，大部人的免疫屏障严重滑坡，支撑“无症状”的防线趋向微弱了。

水已流动，舟已漂移，不能“在当下位置，找当时的剑”，也不能“用沉入水底的剑，杀迎面而来的敌”。

因此，对调研客观因素，不能“刻舟求剑”。

第四，从调研主体来看，张文宏是医院感染科主任，医院为主的医生群体，是奔走在诊室、病房，实质性处理病人病症病痛问题的，是任正非口中那种“听得见炮火的人”。

医护人员是“大白中的大白”，患者心中最可爱的人，不是茶水桌前查文献、找数据、写空头文章的创作者，更不是靠“先贤箴言”“线性思维”“头脑风暴”来下结论的理论家，更更不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对大伙儿呼声充耳不闻的“精英大多数”。

与大学校长、网络大V、理论学者相比，谁更“接疫情之地气，通百姓之烟火”呢？谁更要“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呢？

深入病患，本就容易“染病上身”，难道还要“惹祸上身”吗？大伙儿都聪明着呢。

因此，对研究实施者，不能“掩耳盗铃”。

以上信息及分析未必百分百精准，更无意为张文宏及其团队开脱，仅作案例研究，阐述调研项目实施的“四大误区”，可供学习《调查研究方法与调研报告写作技巧》课程的朋友借鉴，以厘清思路、盘活素材、核准信息、修正观点，让调研结论更加客观公正，更加严谨务实，更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也避免自己辛勤做出的报告“为自己挖坑，为他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