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16日，中医院协和正在进行一台外科手术。病人为一位在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护士在腰子部位做了记号。

手术灯光苍白惨淡，主刀医生娴熟地挥动手术刀，朝病人的肋间剖开，不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蚕豆形的器官。旁边的一位亲临者愕然，望向主刀医生问：“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

”主刀医生一脸认真地回答：“分明从右胁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说完，空气突然凝固，二人相视不语，片刻后，“噗呲”放声齐笑。

此种开玩笑的轻松气氛，意味着手术非常顺利，只是可怜了那位仍在昏睡的病人——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连自己得了什么病都没搞清楚，就被割掉了一个肾。

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他已经不完整了。那么，梁任公到底得了什么病，何故要严重到割肾的地步？悲剧的起源得推回三年前，从他妻子得的那一场大病开始。

梁启超夫人李蕙仙于年夏末离世，梁启超深受打击。他此前六个月一直在照顾妻子，身心疲惫。某天清晨，他发现自己“尿中带血”，但他并未告诉家人，因为他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血尿症状逐渐加重，家人也开始注意到。他开始规律作息，节制饮酒，这是因为他发现血尿症状与劳累程度有关。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梁启超的不良生活习惯是导致血尿的主要原因，但它们显然与这种病的发生有关。

梁启超在家人和亲友的劝说下，终于医院诊治他的病。尽管他自述病情并无大碍，但朋友们都认为他对待疾病的格局过小，医院接受全面检查。

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梁启超于年1月入医院进行检查。德国医生发现梁启超膀胱有病，需要手术治疗。

但梁启超对手术有所疑虑，他担心手术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因此，他决定找中医团队成员吴桃三问诊。吴桃三告诉他，他的病并不紧急，可以慢慢治疗。

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安慰。然而，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对吴桃三的说法有所保留。吴桃三给梁启超开了药，但数个疗程下来，效果并不明显。

此时，梁启超的好友地质学家丁医院接受全面检查。医院是当时中国医医院，也是社会高层看病的首选。

在丁文江的劝说下，梁启超决定去医院。在医院，他接受了全面的检查，并得到了八位医生的联合诊疗。尽管梁启超的病情复杂，但医院的医生们都非常重视，并为他提供了最好的治疗。

梁启超在《我的病与医院》一文中描述了自己在医院看病的经历。他首先排除了尿管和膀胱的问题，然后发现右肾有出血的情况。

医生用各种检查手段，最终确定病在右肾，需要手术治疗。梁启超的中医团队也诊断出他有贫血症状和血轮减少的情况，强调不能拖延治疗。

消息传开后，社会各界都对割肾手术表示担忧，建议延请中医治疗。梁启超请了中医萧龙友复诊，萧龙友否定了医院的诊断，并且警告梁启超不要草率行事。

梁启超最终决定接受手术治疗，视死如归。

梁启超病重，决定接受医院的手术治疗。他相信医院设备完善，选择了一位美国著名外科医生作为主刀医生。

手术过程顺利，梁启超的右肾被成功摘除。手术后，梁启超的病情有所改善，便血症状减轻。然而，一个星期后，小便又出现了红色。

医生告诉他血管壁硬，恢复需要时间。梁启超对医生的说法感到疑惑，经过追问，他得知手术后二十多天，尿中依然带血。

尽管梁启超感到沮丧，但他仍然对医院的医疗技术抱有信心，希望病情能够逐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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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刀医生刘瑞恒（左）接下来，为查出病因，发生了一系列荒诞的事情。医生忽然觉得任公的病在牙内，于是拔去了七颗恒牙；但是尿血状况依然没有改善。

然后又转而认为病在胃，饿几天试试，结果任公饿得瘦骨嶙峋，病还是没有好。最后，西医团队一致认定，任公的血尿症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

梁启勋听到这个结论，当场愣住了，他反复被震撼，大为不满地抨击说：“天下岂有无理由之病，或者你们并不知道原因。

”然而，当事人梁启超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医生的结论虽然有点非科学，但“对身体没有影响”这句话是可靠的，因为自从生病以来，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但他似乎忘了入院时已经查出贫血症状，后续病情一再加重时，他还得去输血以弥补损失。

由于协和给出的结论太过荒谬，许多文人无法容忍，比较有名的就有《闲话》主编陈西滢，他调侃说：“这没什么要紧的病，丢腰、拔牙、挨饿，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还有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也发声说：“（协和）最后的答案其实非常妙。”“梁任公先生这次的腰被白丢，几乎是个笑话了。

”这个“笑话”，还一度穿越历史时空，在20世纪末制造了一个传播甚广的谣言——说是任公之所以“割后血仍不止”，是因为主刀医生刘瑞恒左右不分，割掉了健康的肾，留下了坏死的肾。

这个谣言出自费慰梅和林洙之手，二人一个是林徽因的闺蜜，一个是梁启超的儿媳。但很显然的是，刘瑞恒并没有犯“左右不分”这等低级错误——梁启超的好友，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曾看过梁启超割下来的肾，他只对医生的诊断有异议，但并没有质疑手术发生了左右不分的重大事故。

伍连德转述，医生在诊断上可能出现了重大失误。从入院检查的测试中，医生发现右肾存在问题，但问题不像是恶性疾病。

手术亲历者力舒东告诉梁启勋：“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因此，医生推测右肾的黑点可能是瘤。

然而，没有发现瘤，这意味着医生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作为手术亲临者的力舒东惊讶地问主刀医生刘瑞恒，“是不是把人家的肾割错了。

”当时，作为副手的美国医生，也随口说了一句话：“吾生平所未之见也。”这意味着医生可能从未试过把病人一个没有恶性疾病的肾割下来的事情。

虽然右肾没有恶疾，但检查报告表明右肾的的确确是异常的，这也促使医生把“血尿”症的病灶指向了右肾。即使右肾不至于割掉，但割了，病灶铲除，“尿血”应该停止才是，然而结果却是“尿血”依旧。

这只有两种可能，任公的“右肾异常”不是“血尿”症的病灶，或者仅是病灶之一。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医生在诊断上确实存在重大错误，错把任公的“右肾异常”和“血尿”症混为一谈，而实则是两种没有因果关系的病。

不过，协和的误诊并非完全是人为过失，客观地说，这一次的误诊是受时代的医疗技术所局限。梁启超的西医团队所处的年代只有X光，没有CT，尤其对瘤和癌的认识极为浅薄（今天也是），这才导致了误诊悲剧。

而选择切肾，也不过是西医团队反复权衡过后，认为的最佳方案而已。如果时光倒流，医生再来一次，任公的肾还是会掉的吧。

尽管顶级名流（任公）医院、顶级专家小组的会诊下，仍未得到“刀落病除”，我们无法否认公众对此感到愤怒。

《现代评论》周刊的主编陈西滢首先发难，指责医院的医生可能只是二三流水平，他们的建筑和设备花费巨大，却被这些医生糟蹋了。

实际上，陈西滢的批评不仅针对主刀医生刘瑞恒，也针对医院的其他医生。然而，刘瑞恒却成为被公众骂得最惨的人。

让他背锅并不公平，因为他只是被梁启超特请来割肾的，下命令割肾的人是那群欧美医生。陈西滢接着批评了西医这一新兴外来医疗体系，他认为近年来人们开始不相信中医，但又把对中医的信仰转移到了西医身上。

他认为这种现象是迷信，因为他们认为西医已经发展得没有错误的可能。他的朋友中有被西医认为无药可救，但经中医治疗后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

他认为，或许西医也还在发展的初期，与中医相比，只有五十步和百步的差距。

陈西滢的一段关于西医的言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